李后强：地方“十五五”规划编制必须坚持“四问”原则

“一问自然”，是尊重生态本底与资源禀赋。城市的发展必须建立在水资源、土地、能源等自然条件的硬约束之上。如《节约用水条例》所明确的，节水规划必须基于水资源状况评价与潜力分析。城市应统筹建设污水资源化利用基础设施，优先使用再生水于绿化、施工等非饮用领域；推进海绵城市建设，实现雨水的滞渗、净化与调蓄，让城市像生命体一样“呼吸”与“代谢”。城市规划首先要回答“我们有多少水、多少地、多少能源”，在此基础上设定发展边界，推动实现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二问历史”，是挖掘文化基因与城市记忆。文化具有传承性，是城市发展的内核。从古至今，城市的演变都具有可溯源的特征，每一座城市都有其独特的“基因序列”——由历史积淀、地理环境、社会结构共同编码而成。规划不能割裂历史，而应识别并保护这些“基因”，如历史街区、传统工艺、方言习俗、工业遗产等，让老城“有机更新”，而非“脱胎换骨”，让老建筑“活”起来，让老故事“传”下去。如深圳从“二线关”到深汕合作区的空间重构，不仅是地理扩张，更是制度与文化的延伸。

“三问人民”，是倾听基层声音与真实需求。城市是人民的城市，规划不能仅服务于顶层设计与精英想象。必须通过数字平台、社区议事会、民意调查等方式，广泛吸纳市民意见，关注“一老一小”、新市民、低收入群体的需求，推动公共服务均等化、社区微更新和15分钟生活圈建设，让规划真正“接地气”，为人民服务。

“四问未来”，是把握科技趋势与全球变局。人工智能、绿色低碳、数字经济正在重塑城市形态。规划应前瞻性布局未来产业、未来社区、未来交通，推动“轨道+产业”融合、“工业上楼”、智慧城市建设，打造韧性城市、零碳城区，抢占发展先机。唯有“四问”并举，才能让规划既有高度又有暖度，既有远见又不失根基。

在量子思维下，城市被视为一个生命系统，其独特性由“基因、血型、气质、体魄”四重维度共同决定。

城市“基因”，是城市发展的遗传密码（DNA），具有唯一性，决定其本质与演化路径。它由制度、技术、空间与人文四大要素构成。比如深圳的“制度基因”——敢闯敢试、包容创新，使其从边陲小镇跃升为科技之都；杭州的“技术基因”——数字经济、智慧应用，让创新成为城市内在驱动力；重庆合川涞滩古镇的“空间基因”——依山而建、街巷肌理，承载着千年古镇的形态记忆；迪拜One Za'abeel项目则融合本土灵感与奢华体验，展现城市开放与创新的“人文基因”。地方规划的首要任务，是识别、保护并激活自身的基因，而非盲目模仿。

城市“血型”，是城市在区域乃至全球分工中的功能定位，具有相容性和排异性（类似人体A型、B型、AB型、O型、Rh型等血型），体现为资源流动的方向、强度与配置方式。如果说基因决定“你是谁”，那么“血型”则决定“你如何生存”。地方规划必须明确自身“血型”，避免盲目攀比、功能错配。不是每个城市都要建CBD、搞金融中心。有的城市是“动脉型”，如北京、上海，承担国家战略功能，汇聚高端要素；有的是“静脉型”，如资源型城市，输出能源、原材料，支撑全国发展；有的是“毛细血管型”，如中小城市，连接城乡，服务基层。资源型城市应推动产业转型，发展循环经济；农业主产区应强化粮食安全功能，发展智慧农业；生态功能区应严守红线，发展生态旅游。根据血型要求，既需“输血”，更需“造血”，通过区域协作、飞地经济、对口支援等方式引入外部资源（输血），更要培育本地产业、人才与创新能力（造血），实现可持续发展。

城市“气质”，是人们对城市的整体感受，是文化、环境、服务、人群共同作用的结果。它看不见摸不着，却真实存在。有人觉得上海精致洋气，成都安逸闲适，西安厚重古朴，深圳活力四射。气质源于细节：一条干净的街道、一个友善的微笑、一次高效的政务服务、一场街头的艺术表演，都在塑造城市的气质。One Za'abeel办公空间以“奢华酒店风”打造顶级商务体验，正是对城市气质的精准拿捏。地方规划应注重“气质营造”，提升公共空间品质，丰富文化活动，推广文明礼仪，让城市不仅“能用”，更“好看”“好用”“好爱”。

城市“体魄”，是城市基础设施与治理能力的综合体现，是“硬实力”的总和，体现其在全国或世界上的分量。包括交通网络、能源系统、水利设施、信息基础设施等“硬件”，也包括应急管理、公共服务、社会治理等“软件”。一个体魄强健的城市，能在疫情、洪水、地震等冲击下快速恢复，能在人口增长中保持高效运行。地方规划应聚焦“强体魄”，建设轨道交通骨干网，完善城市排水防涝系统，推进5G、物联网等新基建布局，强化城市安全风险监测预警，打造韧性城市。

城市基因是决定城市独特性和发展方向的核心要素，挖掘城市基因需要多维度、系统性的方法。

全面调查与研究。查阅地方志、历史档案、古籍等，了解城市的历史沿革、重大事件和文化传统。走访历史街区、文物古迹、传统村落等，记录物质文化遗产和非物质文化遗产。采访当地居民、专家学者，收集他们对城市历史、文化和风俗的记忆和见解。

多学科分析。研究城市的空间格局、建筑风格、街巷肌理，分析其形成原因和演变过程。调查城市的社会结构、人口特征、生活方式，了解居民的行为模式和价值观念，进行文化人类学分析。探讨城市的民俗风情、节庆活动、传统技艺，揭示文化传统对城市的影响。分析城市的产业结构、经济特点，了解经济发展与城市基因的关系，进行经济学分析。

基因要素提取。研究物质基因，如空间格局，城市整体布局、轴线、节点等；传统建筑风格、特色民居、标志性建筑等；保存完好的历史街区、传统村落等。研究非物质基因，比如文化传统（民俗风情、节庆活动、传统技艺等）、人文精神（城市精神、价值观、居民性格特征等）、特色产业、传统工艺、知名品牌等。

技术应用。利用地理信息系统（GIS）技术对城市的空间数据进行采集、分析和可视化，揭示空间基因的特征。利用数字孪生技术，构建城市的数字模型，模拟和分析城市基因在虚拟空间中的表现和演变。利用大数据分析，收集和分析城市相关的数据，如人口流动、社交媒体信息等，挖掘城市基因的新特征。

案例借鉴。北京中轴线，深入挖掘中轴线的历史文化价值，通过遗产保护、文化展示等方式，传承城市基因。青岛里院，系统研究里院建筑的特点和历史，通过保护和活化利用，延续城市特色。江西洪都夜巷，结合工业遗产保护，打造特色文化街区，激活城市的历史文化基因。

公众参与。问卷调查，收集市民对城市基因的认识和意见。组织公众咨询会，邀请市民参与讨论，共同挖掘和保护城市基因。开展与城市基因相关的社区活动，增强市民的文化认同感和参与度。通过全面、深入地挖掘城市基因，为城市更新、文化传承和发展规划提供有力支持，塑造城市的独特魅力和竞争力。

“城市基因”不是一成不变的，它可以在外部冲击与内部变革中发生“突变”。地方规划的任务，就是识别、保护、激活并引导基因的良性演化。“城市基因”在规划中并非生物学概念的简单借用，而是指决定城市特质、行为模式与演化路径的深层结构性因素。它由制度、技术、空间与人文四大维度构成，如同DNA的双螺旋结构，共同编码城市的独特性。

“制度基因”是城市运行的规则体系。深圳的崛起，正是制度基因突变的结果——从全国首宗土地拍卖到前海“负面清单”管理模式，深圳不断打破体制壁垒，形成“试验－推广”的创新机制。地方规划应识别自身的制度优势，推动营商环境改革、治理模式创新，释放制度红利。

“技术基因”是城市创新的底层动力。杭州将“创新”定义为“一号工程”，大力发展信息经济，打造“智慧医疗”“E邮站”等应用场景，使创新成为城市内在基因。地方应结合产业基础，培育“科技雨林”生态，鼓励企业从“山寨模仿”走向“基础研究”，形成从应用创新到原始创新的跃迁。

“空间基因”是城市形态的遗传因子。从宏观格局到微观街巷，空间形态承载着历史记忆与社会关系。城市更新应避免大拆大建，尊重原有街巷尺度、建筑风貌与公共空间网络，实现“有机更新”。

“人文基因”是城市精神的源泉。深圳“来了就是深圳人”的包容文化，孕育了移民文明的熔炉效应；迪拜One Za'abeel项目展现了城市开放与创新的气质。地方规划应保护方言、节庆、习俗等非物质文化遗产，培育多元共生的城市文化。

传统规划多以目标导向为主，强调GDP增速、投资规模、基础设施覆盖率等量化指标，容易陷入“数字驱动、工程主导”的窠臼，导致规划脱离实际、脱离群众、脱离文化根基。新时代的“十五五”规划，必须实现从“蓝图式规划”向“生命体培育”的转变。城市不是钢筋水泥的堆砌，而是有生命、有记忆、有情感的有机体。规划应像医生一样，诊断城市“体质”，调理城市“经络”，激发城市“潜能”。

地方“十五五”规划，是国家发展战略在地方的落地实践。每一座城市都应立足自身基因与血型，发挥比较优势，服务国家大局。无论是保障粮食安全、能源安全，还是推动科技创新、区域协调，地方都大有可为。规划的编制，不是闭门造车，而是开放共创；不是短期工程，而是长期事业。它需要科学家的理性、艺术家的感知、政治家的远见与人民的智慧。唯有以量子思维重塑规划逻辑，尊重城市的生命性、复杂性与独特性，才能真正走出一条属于自己的路——一条通向繁荣、文明与幸福的新型城市化之路。

未来的城市，不在于建了多少高楼，而在于孕育了多少梦想；不在于GDP多高，而在于人民笑容多甜。让规划回归人本，让城市回归生命，让发展回归本质——这才是“十五五”规划的真正使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