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第二届中国酒文化大会上，宋书玉理事长的致辞并非单纯的学术探讨，而是破解中国酒业当下困境的 “文化药方”。其核心逻辑围绕 “问题诊断——理论筑基——未来破局” 展开，为产业在调整期的发展提供了清晰的文化坐标系。
一、以 “16 字原则” 为镜，照见酒业文化短板
宋理事长在致辞开篇便将产业调整的核心矛盾聚焦于 “中国酒文化”，通过 “文化自省、文化自觉、文化自新、文化自信” 四层递进，精准剖析了酒业的认知偏差。
文化自省的关键：分清 “精华” 与 “糟粕”。理性饮酒宣传周 11 年仍遇认知阻力，本质是部分从业者混淆了 “酒桌陋习” 与 “酒文化”。醉驾入刑、劝酒担责等法律约束下的被动，暴露出行业对 “少饮常饮” 健康逻辑的忽视，以及对酒文化核心价值的梳理缺失。
文化自觉的核心：跟上 “消费” 与 “时代”。80 后向 90后消费主力的转移，带来 “少喝酒、喝好酒” 的需求变革，但部分企业仍停留在 “短缺时代” 的思维定式，导致文化认知与消费需求脱节，这正是产业发展的隐忧所在。
文化自新的必然：拥抱 “现代” 与 “多元”。社会、人的全面现代化，要求酒企、酒业文化同步升级。无论是区域酒文化的 “传统单一” 与 “现代多元” 差异，还是产业整体的文化呈现，都需以 “现代化” 为方向，打破固有认知局限。
文化自信的根基：实现 “传承” 与 “创新”。自信并非盲目自大，而是在 “取其精华、去其糟粕” 的基础上，构建 “新质酒文化”。唯有在传承中创新，才能让酒文化与时代同频，为产业注入持续生命力。
二、用 “四大原理” 筑基，定义中国酒文化学内核
为让 “16字原则” 落地，宋理事长在演讲中进一步拆解了中国酒文化学的底层逻辑，明确了其与西方酒文化的本质差异。
概念界定：酒文化是 “消费导向” 的生活方式。区别于单纯的物质文明（酒的品质安全），中国酒文化更侧重精神文明（饮酒场景、仪式、心灵慰藉），其核心是中华民族 “饮酒思维方式与生活方式的系统组成”，且生产、经营文化均需围绕消费文化展开。
文化模式：以 “集体和谐” 为底层逻辑。西方酒文化源于 “个人自由主义”，偏向自饮；中国酒文化则根植于儒家思想，以 “集体和谐主义” 为核心，形成 “感恩互敬、分享表达、利他为主、兼顾悦己” 的群饮文化，并通过 “敬、诚、义、正、长” 五字标准具象化，体现 “文武兼修” 的文化高度。
根本动力：“超越常态” 的感性价值。从黄庭坚的 “桃李春风一杯酒” 到曹操的 “对酒当歌”，饮酒的核心魅力在于让人超越理性常态，获得感性收获、激情语境与生命意义。但这种 “超越” 有边界，需在法律与国家治理规则内实现，这也纠正了对 “限酒令” 的认知偏差。
独特基因：“万年活态传承” 的唯一性。中国是最早酿酒、发明蒸馏酒的国家，且中华文明未中断，使酒文化延续万年。以曲酿酒、以陶陈贮、人神祭酒等 “活态基因”，叠加儒家群饮文化，共同奠定了中国酒文化学的独立地位。
三、向 “中国式现代化” 发力，锚定酒文化未来走向
面对传统与国际酒文化并存的 “双文化结构”，宋理事长否定了 “全盘继承” 或 “盲目西化”，提出 “第三条路”。
认知前提：尊重文化差异与深层定式。中国社会 “群体和谐” 的文化根源，与西方 “个体自由” 的酒神精神差异显著；且乡土中国的 “差序格局”“礼治秩序” 等深层心理定式，决定了西方酒文化难以完全替代传统酒文化。
发展路径：融合创新的 “新质酒文化”。未来中国酒文化，需在传统与现代、国内与国际之间找到平衡点。既不简单继承小农经济下的古典价值系统，也不克隆西方价值，而是通过 “传承、选择、整合、创造”，构建融传统与时代价值于一体的中国特色酒文化体系。
产业落点：文化 “知行合一” 促实践。对酒业而言，“16 字原则” 不是口号，而是管理实践 —— 需以文化为视角解决发展问题，通过总结传统、分析当下，走出酒文化 “中国式现代化” 之路，最终实现产业的持续健康繁荣。
编审 / 李林
撰稿 / 钟玖
美编 / 于雪莲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