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只灰犀牛，白酒只躲过了半只 | 柯力度⑫

事实上，发生在2013年前后的第一次冲撞就不能说不猛烈。倏然出台的“八项规定”一度将茅台市价从2000以上直接打到厂价水平，好在外围有蓬勃向上的经济大盘带动巨大的政商社交需求，底座有掌盘阶层与白酒核心消费群体的高度重叠，内驱有行业中流砥柱在品牌、营销、服务、场景等全方位释放“壮年能量”，顺势而为，调度得当，最终不仅稳住大局，且能再升新维。

所以时至今日，尽管“八项规定”已成铁律，深入体制心髓，对白酒市场形成的直接影响却已极为有限。

然而，反腐作为一种中央与百姓的共同冲动，同时也必然是一种持续行动，“八项规定”只是其中的一个具体体现，而非全部。它不仅不会随趋势放缓、政商社交需求坍缩而有所收敛，反而会对负面效应的敏感度加倍提升。

一方面，80后、90后开始取代前辈占据社会C位，相比而言，他们与白酒的疏离感是不言而喻的。另一方面，行业内部也正在经历交替更新的过程，自然规律面前，三十年奇迹的缔造者们正陆续退出权力中心。此刻如果一旦出现新的制度性反腐创举，我们是否还拥有强如当年的免疫力和内外抗体，确实是个问题。

因此我说，面对反腐机制这只灰犀牛可能发起的撞击，我们只能说躲过了半只。

许多人认为，现今世界上最闹腾的那幕大戏，也就是“治大国如跳大神”的川普所导演的关税贸易混战，跟超级内循环的白酒产业经济几乎没有什么关系。我并不这么看，因为一旦中美贸易进入相互牵制或停滞状态，粮食问题就会由一个潜在危机变为显性危机。

前些年在全球化的大气候鼓励下，世纪初的“18亿亩红线”意识逐渐淡化。直至川普上次任期发动的贸易战让我们警惕，刻意让巴西取代美国成为中国最大粮食进口国。

但若世界真如英国首相宣称的那样“全球化已经结束”，自给自足将是压倒一切的稳定。毕竟，作为世界上最大的粮食进口国，我们人均拥有的耕地面积尚不足全球平均水平的40%。

粮食危机这只灰犀牛，有没有可能让白酒在意识形态的战略层面上受到冲击？届时，我们还能否理直气壮的宣称“三斤粮食一斤酒”？我们会不会后知后觉，对此前不遗余力将纯粮价值极端化以及将液态工艺“非白酒化”而感到遗憾？

第三只灰犀牛的影子极淡，淡到99%的人都对它视而不见，可能还会觉得看到的人不是眼花就是讹传，但这并不意味着它不存在，而且它一旦现身，恐有蔽日遮天之威——它就是酒类专卖机制重置的可能。

问题是，甚至于这个行业内部也不乏它的支持者。

我与好友傅钟（前五粮液品牌事业部总经理）有一搭没一搭地做了个“年更”的视频栏目叫「酒业钟柯院」，第一期曾连线退居二线的前上海酒类管理局长卢荣华先生，这位曾在上海滩酒界举足轻重的人物在直播中直言不讳地呼吁“国家应对酒类重启专卖管理机制”。

君子和而不同，卢局是我尊重的业内前辈，也能理解他的发心为酒，但我依然是个坚定而虔诚的自由市场信徒。我想说的是，这件事能在很大程度上证明，专卖这只灰犀牛，是确乎存在的。

当今世界，无论是美加这样的自由市场，还是高福利的北欧诸国，酒类专卖都还是重要的制度选项，不过，这些专卖机制复杂多样，程度不一，并非我们半世纪前计划经济语境中那种简单划一的“垄断加统配”，而是一种基于酒类产业特殊性的有限控制手段。

以美国为例，联邦政府ATF（烟草、酒类与枪支管理局）只负责对生产实施许可监管，销售立法权则归于各州，就有了「控制州」与「许可州」之分，如宾夕法尼亚，就是完全由州政府直接控制销售渠道。「许可州」则允许私营企业经营。不过，无论是控制还是许可，都有不同形式、不同程度的细分差别。与之对应的酒类税率也差异极大，有华盛顿那样的向酒收取超高税收的州，也有新罕布什尔那样的，用低税收来吸引全美消费者来跨州购买。

加拿大的酒类专卖管制力度比美国更高，像安大略、魁北克这样的主要地区都是政府垄断性质的酒类市场。

需要说明的是，大部分专卖和监管措施主要都针对高酒精度的烈酒品类，对葡萄酒和啤酒销售则基本采取开放态度。

应该说，我们中国酒类市场的自由度是世界上最高的。即便是在法国、意大利这些完全取消了专卖制的市场上，至少也会对向青少年兜售酒精饮料保持着极为严格的监管措施，欧洲将年龄限制在18岁，美国更是规定到21岁。

“嗜酒如命”的俄罗斯则对时间进行限制，夜间23点以后售酒非法，并且禁止一切酒类广告。

可以说，中国白酒这些年的迅猛发展，与政策环境给予的市场自由度有深刻关系。也正因为如此，每每出现政策转向都会引发行业波动，除了前面说的反腐，这些年历次税政调整影响也是一个清晰的例证。

为什么说已经开放了近四十年的酒类市场，在中国仍然存在一定的专卖可能性呢？其实，大家只要看看专卖制能带来的几大“好处”就不难明白。

第一，可与烟草媲美的产业利润，能使国家财政收入大幅增加。

第二，可以高效率的调控生产与价格，规避原料、环境和供需失衡等不可控影响。

第三，降低酒精在物质属性和消费属性上具备的负面局限性，以及可能带来的产业安全和社会安全问题。

纵观那些国家对酒实施的专卖、监管和限制，无不以上述三点为立法的口实。还有一点需要注意，历史上酒制走向严苛往往是在社会发展阶段遇到重大困难的时刻，比如自然灾害或者战争，当然也包括经济危机，美国那次长达十年、至今不能愈合的禁酒创伤，就是发端于一战后不久开始的大萧条时代。

在这篇这些怕会让同行见之发厌、危言耸听的文章最后，我有些不知道怎么结尾，于是把任务交给了Deepseek，它是这样说的：面对三只灰犀牛的潜在威胁，白酒行业须以创新驱动、政策敏感与战略定力化解危机，方能在变局中行稳致远。

言之有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