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成都到泸州，何以“川”流不息

水从不言语，却最懂得一块土地的脾性。

在群山深处，千百条水脉自雪线上奔涌而下，先是莽野、急促，继而在盆地里徐徐铺展。它们像一只无形的手，悄然推移地势，安顿人群，决定城池的呼吸与步伐。

在四川，“川”从不是一条河的名字，而是一个时代又一个时代的律动。它既能在平原上铺出一片安稳，也能在江口处激起向外的勇气。山川不动声色，可它们塑造出的性情，却在人间代代传递。

于是，人们开始明白，所谓“川流不息”，从来不只是水势的描述，更是文明的姿态。它是一股不会停的劲，一种不断续写的可能，一种让城市与生活永远保持生机的力量。

至于这股力量从何而来，或许可以从成都与泸州这两座城讲起，它们并肩生长，却指向截然不同的气质，共同回答了那句古老又恒久的问题——何以“川”流不息。

治水

“川”始见于商代甲骨文，其古字形模拟两岸之间有水流过的样子，本义是河流、水道；大凡有河流的地方常伴生平坦地带，因此“川”又指山间或高原上平坦而地势低的区域，即“一马平川”之“平川”。

自数千万年前始，地壳运动率先塑造出四川盆地的骨架，周边山脉的岩石经风化侵蚀、化作泥沙，随这片土地里的岷江、沱江等一众河流奔涌而下，在盆地腹地持续沉积，最终蜕变为成都平原这片“沃野平川。位于四川盆地腹地的成都平原可谓是“川”之双重意蕴的完美载体。

随着历史向前推进，“川”从自然地貌逐步过渡到地理概念。

唐代中期以前，剑南诸州常被俗称为“蜀川”，以“蜀”为专名，以“川”为地貌的描述，意为“蜀地的平原”。

后来，随着唐肃宗至德二载（757年）分设东川、西川节度使，“川”开始被制度化地绑定在蜀地之上。

北宋初期，今四川地区先设“川峡路”，后再划益、梓、利、夔四路，称“川峡四路”，后省文为“四川”。

而今日之川江，是流经川渝地域的核心水系网络，广义上是指宜宾经泸州至湖北宜昌的长江干流，并包含岷江、沱江、赤水河、綦江、嘉陵江、乌江等整个川境水系；狭义的川江，则专指宜宾至宜昌之间的长江干流。

关于“川江”的明确记载，可见于近代航运史资料；而更早的地理认知，则可追溯至《尚书·禹贡》。

“岷山导江，东别为沱”，据记载，大禹治理长江上游时，关键举措就是在岷山引导江水，并开凿分支（沱江），分流洪水。

|大禹生于西蜀羌乡，他在蜀地的治水实践，不仅缓解了当时的水患，更奠定了早期蜀地治水“疏导” 的核心思路，为后世水利工程提供了精神与实践借鉴。图源：视觉中国

时间来到春秋中期，由荆楚而来的鳖灵（号“开明”）建立古蜀国开明王朝。

据《华阳国志》等记载，当时的蜀地饱受洪水困扰，宰相鳖灵受命治水。他的核心工程是凿开玉垒山，打通了一个出口，将岷江的部分洪水分流到成都平原的东部。

这个分流通道，被认为是后来沱江的雏形，或者说是“沱”的工程化实现。它有效地减轻了成都平原核心区域的水患，为农业开发创造了初步条件。

战国末年，秦国蜀郡太守李冰父子在前人的基础上，进行了系统性的、科学的规划和建设，使四川治水达到了顶峰。

鱼嘴分水堤：在岷江江心修建的分水堤，巧妙地利用地形和弯道环流原理，在丰水期将约60%的江水（含大量沙石）排入外江（岷江正流），将约40%的清水引入内江，用于灌溉，实现“四六分水”。

飞沙堰溢洪道：位于鱼嘴后方，具有泄洪、排沙和调节水量的功能。当内江水流量过大时，多余的水会漫过飞沙堰，回归外江，确保灌区安全。同时，利用离心力作用，将进入内江的泥沙从堰顶甩入外江，做到“二八分沙”。

宝瓶口引水口：在李冰时代进一步开凿和拓宽了开明氏曾打通的玉垒山缺口，成为控制内江进水量的咽喉。它像一道闸门，精准地将江水引入成都平原。

成都与泸州，正是在治水的宏大叙事中展现出截然不同的两极：一个在水的调理与庇护中孕育安稳，一个在水的冲击与汇聚中走向开放。

于是，两座城市之间的距离，并不只是地图上的里程，更是自然赋予的性格分野。而它们最终形成的互补，则是天府之国文明得以既稳且活、既古老又奔流的原因。

古代的成都平原，受岷江挟沙而下的洪流反复冲击，时旱时涝，使得农业极难稳定。

平原四周被龙门山、邛崃山等山系环抱，形如巨碗，其内部八大冲积扇层叠铺展，久居其间的人们虽然早已尝过沃土的甜美，但同样无法忽视洪水带来的反复威胁。

直到李冰父子凿开玉垒山，“水旱从人，不知饥馑”的满足感在成都平原上绵延千年。

目前被认为有关修建都江堰的最早记载见于西汉司马迁所编撰的《史记·河渠书》：“于蜀，蜀守冰凿离碓，辟沫水之害，穿二江成都之中。此渠皆可行舟，有馀则用溉浸，百姓飨其利至于所过，往往引其水益用溉田畴之渠，以万亿计，然莫足数也。”

|都江堰水利工程 图源：视觉中国

然而，这种自西汉延续的“二江双过郡下”布局，也让成都在战乱中多次被围。唐懿宗、僖宗时期南诏军入侵，迫使节度使高骈扩筑罗城：十万役工、九十六天，旧城被包入新城，成都面积扩大六倍。

更重要的是，高骈重塑水系，令郫江自西北改道，与解玉溪、金水河贯通，于城东南与检江汇合，从“双江过城”变为如今的“二江抱城”。外河护城，内河穿城，成都第一次拥有完整的护城河体系，城市的安全、航运、排水与商贸都随之改观。

成都作为“蜀之腹地”，正是在这被水安顿、被水庇护的格局中，形成了腹地特有的沉稳、厚重与自持。

如果说腹地的成都是被水托举着安顿下来，那么泸州则完全不同。泸州向来被称为“蜀之门户”，是蜀地面对外部世界的一道窗口，江水决定了它的性格，也塑造了它的命运。

明代《江阳完城记》中有记述：“江源为汶水”，即今岷江；而所谓“锦水”，指的是岷江在都江堰处分为内外两水的分流体系。外水自都江堰出山后南下，在宜宾与金沙江相汇，成为长江上游的主体；内水则经成都平原东流，在金堂县与雒水合流为沱江。

也就是说，在都江堰的人工调控下，长江上游的源流体系被巧妙地分为岷江与沱江两条路径，而这两条路径在滋养天府之国千里沃野之后，又最终于泸州一带重新汇入长江。

|泸州城位于长沱两江交汇的半岛上，除了城市西面与陆地相接，背枕忠山，其余三面皆为江水环绕。北部为沱江，东部与南部紧邻长江。图源：视觉中国

大禹治水，分江为沱，泸州所在之地正处华阳之壤、梁州南境。沱江自北而来，与长江在此合掌般交汇，激荡的水势与开阔的江面，孕育了泸州。

奔腾的江水裹挟泥沙，在此卸下劲力，形成港湾，也制造险要水势。泸州正是在这股冲击与汇聚之力中生长出来。它是四川盆地的出口，没有成都的静谧，却有奔放而清晰的方向——通向云贵、湖广，也通向长江航道的辽阔世界。

泸州地势南高北低，宛如一条从云贵高原北麓倾泻而下的巨型坡道。其山地主要集中在南部，属于大娄山余脉，以叙永、古蔺的中低山为主，峰峦叠嶂，分布着丹山的壮丽丹霞、画稿溪与黄荆老林的原始秘境，构成天然的生态屏障；地势向中部递降为起伏和缓的丘陵，如市郊的方山；及至北部，则化为开阔而肥沃的河谷平原。

这套由山、丘、原构成的地理骨架，不仅塑造了峻急与舒缓并存的地貌，更孕育了此地湿润温暖的气候与丰饶的物产。

泸州既是川南粮仓，也是贸易节点，更是川盐走向天下的重要起点。盐船顺江而下，货船逆江而上，客商与码头让城市永远保持张力与开放。

|泸州老窖特曲堪称经典包装上的《江阳运酒图》，展现了泸州大曲酒自水路运往四方，水运繁忙、酒业兴盛的盛景。

这两座城市被山川与河流连接，也被各自的地理宿命分隔。它们没有互相模仿，却又彼此成全。

成都的安稳因泸州的开放而有了外向的余地，泸州的奔放因成都的厚重而多了文化的根基。正是在这样的地理对照与互补中，四川的文明既稳且活，既古老又不断奔流。

山河从不说话，却总能塑形。成都与泸州的命运，也许就在它们的坐标里早已被写下。

“蜀”与“巴”

北宋设置“川峡四路”，为“四川”得名之源。但四川的文明远在名称出现前已深深扎根在这片土地上。

“蚕丛及鱼凫，开国何茫然。”传说中第一代蜀王蚕丛，善养蚕，率部族从岷江上游走进成都平原。甲骨文的“蜀”字，下方一虫，上方一曲木，正是桑与蚕的组合。也因此，蜀文化从最初便带着浓厚的农耕意味。

蚕丛之后是柏灌，而真正建立古蜀国的是鱼凫氏。鱼凫常被认为是鱼鹰的古称，三星堆遗址中大量鱼与鸟形象，再次印证了古蜀人记忆中的图腾与世界。来自云南的杜宇战胜鱼凫称帝，为望帝，带来先进农业，让古蜀文明从渔猎踏入农耕。望帝禅位给鳖灵，号开明帝，开启开明王朝。

开明王朝时期，一系列改变成都命运的事件展开：迁都至成都，使得古蜀人自岷山南下的漫长迁徙正式终结；疆域不断扩大，战国时东接巴、南邻越、北与秦分界，成为西南强国；礼乐制度建立，经济繁荣，漆器工艺精湛，出现官方市场“成都市”。直到秦国张仪、司马错攻灭巴蜀，古蜀国走向终章。

考古则从另一侧面描绘了文明的生长。从距今4500年至3700年的宝墩文化开始，成都平原出现了系列史前城址：宝墩、鱼凫、芒城、双河、紫竹、盐店、高山、古城村……这些聚落在与水的博弈中形成城垣，种植稻米、饲养家猪，奠定城市雏形，为后来的三星堆文明提供了人群与文化土壤。

三星堆一期文化陶器与宝墩传统一脉相承，说明文明并非从天而降，而是渐进而生。

|金沙遗址出土的黄金面具 图源：视觉中国

青铜神树、纵目面具、黄金面罩、金杖、大立人像……三星堆青铜王国让古蜀文明迎来最绚烂的高峰，而近年六个祭祀坑出土的器物，使我们得以窥见古蜀祭祀体系的深度。它们与金沙、十二桥、羊子山等遗址一起，构成了周初古蜀王国完整的政治中心、祭祀区与居住区，使成都文明的连续性清晰可见。

秦灭巴蜀之后，成都进入更广阔的国家体系，成为西汉重要粮食与税赋来源，被誉为“天府之国”。裴君碑、李君碑记录两汉成都的水利、工艺、经济繁盛，与老官山汉墓出土的织机、纺织俑等相互印证。

三国时诸葛亮发展农耕，使成都出现“道不拾遗，夜不闭户”的升平景象；唐代李白赞叹“九天开出一成都”，成都的繁盛之势达到新的高度。

|在宽窄巷子，随处可以见到蜀绣的纹理。

成都的文明，从史前城址到青铜王国，从汉代工坊到唐宋繁华，一以贯之地在同一片土地上累积生长。它的力量来自稳定与持续。

与成都不同，泸州的历史从来与水相伴。它处在古蜀与古巴文化的交界处，既有蜀地的深沉，又有巴人的灵动。

《山海经》载：“西南有巴国，太皞生咸鸟，咸鸟生乘厘，乘厘生后照，后照是始为巴人。”巴族渔猎，历史悠久，大量的考古资料说明，早期巴人是以渔猎为主的民族，沿水而居，以船为家，生活当中尤其是与鱼的关系尤为密切，有学者认为，“巴”字是我国南方壮傣语系民族中“鱼”的读音，“巴就是鱼，鱼就是巴”。

巴文化的源头与迁徙多沿江而下，而泸州正位于这条文化水道之上。

公元前316年，蜀、巴争战，巴人求援于秦，秦王派张仪、司马错灭蜀后顺势攻巴，将巴王俘虏。张仪在重庆、泸州设郡置县，使长江成为秦王朝南伐荆楚的重要通道，泸州由此被纳入中原制度体系。

巴人素来以“前歌后舞”的战前仪式闻名，《华阳国志》中多有记载——未列阵先起舞，未交锋先放歌。而他们的酒，也同样带着这股子狠劲与贵重。秦昭襄王与巴人刻石为盟时立下誓约：“秦犯夷，输黄龙一双；夷犯秦，输清酒一钟。”一双黄龙玉与一钟清酒等价而立，可见当时“巴乡清”不仅是名酒，更是能莅临国家盟誓的珍物。

泸州之名在东汉建安十八年置江阳郡时确立。北宋皇祐二年始建城郭，至政和元年历八年修筑而成，九门并立，遵五行八卦而设，成为川南的重要州城。

泸州的城市，不是在静止中成长，而是在战争与迁徙中塑成：十三世纪蒙军南下，本欲顺江东进直抵江浙，却在泸州神臂城与重庆合川钓鱼城接连受阻。泸州军民凭高城险势死守数月，箭石如雨，把号称不可阻挡的铁骑硬生生拖在江边；而蒙哥大汗在钓鱼城阵前坠马而亡，更使蒙古帝国由盛转衰。

|神臂城遗址位于四川省泸州市合江县神臂城镇老泸村神臂山上，距泸州城30公里。该遗址始建于南宋淳祐三年（1243年），是四川安抚置制使余玠为抗击蒙军，构建的十七座山城之一。图源：视觉中国

几百年后，同样的山水再次成为转折。红军“四渡赤水”，三渡皆在泸州境内，借助的正是这里江流弯转、地势多变的天然屏障。

战事散去，留下的并非只有城墙的残痕。泸州人骨子里有巴人的坚韧，也能把日子过得丰盛。

宋神宗熙宁十年批准泸州设草市，沿长江、沱江、永宁河的码头、驿站、幺店子蓬勃而生。茶马古道在这里形成节点，盐商、马帮、舟子、挑夫、各地商号汇集于此。长江带来的不仅是货物，还有人口与文化。宋徽宗赐“西南要会”四字于通海门，正是城市地位的写照。

|泸州在宋代被称为“西南要会” 图源：视觉中国

泸州的产业根基始于盐。富义、江安、淯井等盐井自唐宋起火光不断，盐由此进入云南、贵州，再沿江东下，与四川内陆物产一起构成川南最早的商品体系。盐井、盐灶、盐商、手工业者与运输人群，使泸州城市外沿不断扩大，形成独特的经济生态。

明代万历元年，舒聚源作坊在江畔立下酒肆，之后商号林立，码头边酒香四散。随着舟楫往来，外来风俗、器物、饮食、语言不断被吸纳，使泸州成为多文化混合的江口城镇。

|泸州老窖博物馆内的舒承宗像

在四川历史的长河中，成都提供了文明的中心与连续性，泸州承担了文化的流通与交换。一个让文明可以深，另一个让文明可以远。

|成都天府新区（上图）与泸州港（下图），见证了两座城市创造力。图源：视觉中国

文明的脉络深沉而漫长，但流过千年的不只是器物、城址与王朝更替，还有被时代塑成的城市性情。

四川生活

奔涌的既是江河，也是不停向前的时间，它把城市推着走，把人心养得柔软，而故事，也正将在这里继续展开。

如果说地理塑造城市的形状，那么时间便塑造了城市的性情。

成都与泸州分立于平原与江口，一个在大地深处凝气聚势，一个在水流交汇处迎风立身。

水系纵横的治理要求明确的秩序，农业社会的漫长周期又要求对未来的提前思量。

|人民公园内，正在悠闲散步娱乐的成都人民。

于是，成都人逐渐生成一种在大山围拢中的安全感与自省之间微妙平衡的“盆地意识”。这种意识既让人乐于留在土地的怀抱中，也促使人偶尔生出想要越过重峦的冲动。历史上无数蜀人怀揣着“出川”的愿望踏上旅途，可真正离开之后，又常常深切怀念盆地深处那种由水土滋养出的稳定与踏实。

正是这种既想远行又眷恋安稳的矛盾，使成都的生活呈现出一种慢火熬出的温润感，一种经得起岁月的柔软。

|航拍泸州酒城 图源：泸州发布

与成都相比，泸州的生命节奏显得明显更为奔涌。

两江交会之处水流急促而声势铿锵，江岸硬朗的岩石与湿润的空气共同塑造了这座城市先天的紧张与活力。

船只在此分流，物资在此汇聚，客商、脚夫、驿使与各地口音让城市的空气带着不安分的流动感。

|1994年出版的《四川火锅》中提到，泸州附近长江边的小米滩常有船工在此宿营，他们停船后就用瓦罐盛汤，放入各类蔬菜，再加入辣椒、花椒来祛湿驱寒，这种吃法随后传至重庆并逐渐丰富，成为现在的火锅。图源：视觉中国

行船者在此必须顺势决断，当地人也由此养成泸州式的果敢与爽利。盐茶古道穿城而过，各民族的脚步在此停歇片刻后继续向滇黔、巴地延伸，他们的语言、风俗与习惯在这种往返之间不断碰撞、摩擦，最终在泸州的语音与性格中留下深刻印痕。

|尧坝古镇处于川渝黔三省市交界处，是连接西南地区的茶马古道和盐马古道的重要驿站，自明清时期就是商旅歇脚和货物转运的枢纽。图源：视觉中国

成都之所以能够如此柔软而多元，是因为它的历史本身就是一部漫长的迁徙史。

成都自秦汉以来便是外来人口的聚集地，制度、器物、诗书、戏曲、美食与会馆文化逐层沉淀，它们彼此包容又各自保留，使这座城市的气质变得丰沛而多元。

方言也因此圆润可亲，梅花音较多、显得生动鲜活，即便口音南方化，却让外地人能轻易听懂个七八成。成都的气质便在这种“多而不乱、杂而有序”的文化沉积中变得饱满，既有深厚底蕴，也有天然的兼容。

|川剧变脸 图源：视觉中国

自宋代以来，成都便以“游赏几无虚时”著称，从花朝会到灯市，从浣花溪到茶楼，“休闲”并非今日才有的时尚，而是城市自古以来的生活法则。

成都人对生活并不漫不经心，而是懂得如何在勤劳与享受之间找到自己的节奏。在这里，喝茶不是浪费时间，而是一种收拢心绪、整理生活的方式；麻将不是沉迷，而是维系关系、消融压力的温柔手段。

|在高楼大厦背后，成都街头还有一种纯粹的、当地人及游客喝茶去的茶馆，它们分布在街边路头，跟人们的日常生活联系紧密。图源：视觉中国

成都的“安逸”“巴适”从来不是懒散，而是一种在长久稳定中养成的生活能力，是对生活本身的认真对待。

泸州则以另一种方式理解时间。这里的节奏像江水，有快有慢，快的是行船、买卖和谋生的手脚，慢的是山地农事与人情往来。两种节奏交织在一起，使泸州人的气质既有火辣的锋锐，又有耐心的细腻。

明清动荡之后，泸州的移民潮虽同样来自湖广、河南、江西、广东等地，但他们不是为了定居中心城市而来，而是沿着古道顺势迁徙。

|明清时期的“湖广填四川”移民潮中，大批陕西商人、农民怀揣生计梦想，沿蜀道南下，涌入川南地区。叙永地处川滇黔三省交界处，是茶马古道、盐马古道的重要节点，独特的地理位置使其成为陕西移民的重要聚居地与商业中转站。以陕西商帮为核心的移民群体，于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牵头集资，在叙永县城中心修建了这座兼具祭祀、议事、社交功能的祠堂——春秋祠。图源：视觉中国

泸州常常只是他们的停顿点，也是向西南进一步扩散的起点。文化在此没有长久停留的稳定条件，而是在不断的来去中被反复敲击，最终形成一种带着码头锋芒的硬朗气质。泸州话的声调偏高、语速偏快，词汇中藏着江湖旧行话，既显示出这座城对秩序的自觉，也展示了一个长期处于流动节点上的社会所形成的天然敏锐。

泸州的江湖气正是在这种环境中生长出来的。袍哥文化在泸州曾极为繁盛，其核心精神并非市井侠义的粗犷，而是对规矩、对信念、对情义的严格坚持。堂口设在茶馆之中，人们以暗语相认，以礼法维系组织，一套套行为准则深刻影响着泸州人的性格。

牌桌上的“大贰”讲究牌品见人品，酒桌上的“单碗儿”传饮强调“有酒同喝”，这些看似市井的习俗，其实都指向泸州人对情义的慎重与对生活的坦诚。

|“单碗”一语双关，既是指桌上的一只酒碗，又泛指平常喝饮的白酒。因古时酒桌为八仙桌，一桌八人八副碗筷，第九只碗专门盛酒，九是最大单数，且一桌只有一个酒碗，所以泸州人形象地就把酒碗叫做“单碗”，把喝酒叫做“喝单碗”。图源：泸州发布

水与火、柔与烈、稳与动，这些表面上相互对立的元素，只要放在四川这片土地上看，就会发现它们并非互相消解，而是彼此成全。

因此，四川人的性格看似安逸，却从未停滞，看似温润，却从未脆弱。

安逸让他们懂得生活的价值，江湖气让他们懂得世界的风浪，安逸塑造了稳固的秩序，江湖气推动了不断的突破。

成都与泸州，一个把生活安顿下来，一个把生活推向远方，这两种力量彼此交织，就像水与火在同一口大锅里互动，最终形成一种既柔软又坚韧、既细腻又炽烈的四川气质。

正因如此，四川的文明才能在重山深谷之间绵延不绝；正因如此，这片土地上的城市与人群才能在千年风雨中保持独特的生命力。

图源：视觉中国

而当所有这些性格沉淀到日常，最终都会在味觉上呈现出来。成都的菜肴细致丰沛，味型繁多，讲究秩序与层次；泸州的酒菜火辣豪爽，带着山地作物的晚熟之甜与江边湿气的辛香。

敬请期待下一回，我们来说说川菜滋味。

（本文图片除标注外，均来自于北纬28°的浓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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