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恒刚的“古为今用”，李渡用23年给出答案

20世纪60年代，为保护濒临被淹的尼罗河谷古迹，联合国教科文组织联合多国提供资金和技术支持，成功将阿布辛贝神殿等珍贵遗迹迁移重建。

这场壮举也是人类第一次以全球协作的方式守护共同的文明记忆，并促成了1972年《保护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公约》的诞生，世界从此以“遗产”之名，表达对文明的敬意。

数十年后，当世界的目光仍聚焦在那些已加冕的遗产时，一些新的文明火种正在被点亮。

二十一世纪初，考古学家在江西抚河之畔的千年酒镇——李渡镇发现元代烧酒作坊遗址，面积达一万五千平方米，十三口窖池整齐分布，工艺体系完整，是中国目前年代最早、遗迹最全、遗物最多、延续时间最长且最具鲜明地方特色的白酒作坊遗址之一。

▎周恒刚在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考古现场 图源@李渡酒业

2002年9月，酒业一代宗师周恒刚先生考察遗址后感慨：“李渡烧酒作坊遗址是中国酒行业难得的‘国宝’，要好好研究它、利用它，古为今用，这里面大有文章可做。”

这句话是对未来的一次呼唤，也开启了一场尚未完成的文化远征。

抚河之畔

江西三面环山，北向长江。

赣江、抚河、信江、修水、饶河五大水系在江西版图上纵横交错，自南、东、西三面汇入鄱阳湖，构成完整的鄱阳湖向心水系。鄱阳湖接纳五河来水之后，直接注入长江。

其中，江西第二大河流——抚河，发源于武夷山与零山之间的谷地，古名汝水，隋开皇九年（589年）置抚州后遂称抚河，河长349公里，干支流遍及广昌、南丰、南城等15个县市。

《江西省自然地理志》记载，抚河通常以南城万年桥和抚州市为界，分为上、中、下游：上游158公里，流经低山丘陵区；中、下游共191公里，流淌于平原地区。

抚河在古代不仅是连接赣闽两省的交通命脉，更是福建采买铜、铅等官方物资的指定运输通道。在这条繁忙的航道上，分布着如新城、南城、许湾、抚州（临川）等一系列重要节点。

▎抚河蜿蜒上千里，像一条长链，串联起江西境内的多个名城。图源@视觉中国

李渡镇作为抚河中下游的一个关键枢纽，隶属于临川县明贤乡，此处设有水汛（水上治安点）与渡口，兼具船只停泊、货物转运与航行安全保障的功能，是维系河道畅通与商旅安全的重要一环。

李渡旧称“清远渡”，唐代时已修有码头，随着商旅往来增多，渡口逐渐发展为集市。

关于“李渡”之名，有两种说法：一说这一名称源于当地历史上的渡口功能，以及李姓家族在此经营摆渡业务的记载；还有说法是相传宋代李、邹两家在清远渡共建渡口并酿酒，为争生意约定以科举成绩决定渡口命名，最终李家公子高中，举家迁到京都，把一半码头和烧锅生意都卖给了邹家，邹家却慷慨将渡口命名为“李家渡”，后演变为“李渡”。

《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与中国白酒起源》记载，元末明初时期，李渡码头舟楫密集，货船相接数公里。至清代，镇后街修建欧式街区，酒业、笔业、陶业、布业并行发展。清末至抗战时期，李渡商贸达到鼎盛，镇内钱庄发行的银票可在上海、汉口等地流通，日交易额超过二十万银洋。

李渡的兴盛，既得益于渡口的繁荣往来，也受惠于土地与河流的滋养。

赣江、抚河下游两岸的冲积平原，名曰赣抚平原。其南抵丰城丘陵，北濒鄱阳湖，东连抚河，西倚赣江，地跨南昌、宜春、抚州三市九县（市、区），总面积约2142平方公里。

▎赣抚平原水土丰茂、红壤广布，种出的稻谷天然富硒。图源@李渡酒业

李渡地处赣抚平原腹地，素为平原要区与重要产粮之地。《临川县志》载：“稻之属……春社日前后浸种，立夏前后莳秧，至秋而熟。”

1994年，北京大学考古系与江西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在进贤城南城墩遗址出土距今五千年的稻谷残留，证明此地自史前时期便属稻作核心区。肥沃土壤、清澈水源与温润气候，为李渡酒的形成奠定了自然基础。

李渡人依托抚河水运，将农产转化为酒业，把稻谷的附加值延伸至极致。以稻为原料，以水为根本，逐渐形成了独特的酿造体系。

晚清《临川县志》记载了清代李渡码头的繁忙景象，称停靠在这里的货船，能绵延5公里有余，竖着排不下，就横着排十几列，占据大半河面。各色货物在此装运卸载，夜半三更依然灯烛辉煌，川流不息。

李渡酒的香气，从渡口升起，经由河流，融入了赣地的记忆，成为历史与风土共同酿成的味道。

无字史书

“李渡酒坊改变烧酒史”“李渡烧酒作坊遗址：中国白酒文化的摇篮”——当这座古老的酒坊从泥土中重见天日，社会各界的目光随之汇聚，专家、媒体称它是“中国南方白酒酿造的无字史书”。而在更深的意义上，它让我们第一次，看清了中国白酒文明的源头。

在此之前，史书中关于白酒起源的记载始终模糊。我们知道“烧酒”一词见于元代，却不知其形；知有蒸馏之法，却未见其实。李渡烧酒作坊遗址的发掘，为这一历史谜团提供了最有力的实证——它是迄今中国乃至世界范围内，最能证明元代蒸馏酒产生、发展并取得技术突破的考古遗址。

▎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考古发掘现场 图源@李渡酒业

这片占地约一万五千平方米的土地，如同一本层层翻开的时间之书，横跨南宋、元、明、清至民国及近现代六个时期。除南宋层未见酿酒设施（或属更早遗存）外，其余各时期的酿酒遗迹都保存完整：水井、炉灶、晾堂、窖池、蒸馏装置、墙基、水沟、路面、灰坑、砖柱……它们共同构成了一条横跨七百余年的酿造年表。

尤其是明代的遗迹，布局严谨、工序清晰，几乎可重现烧酒从原料蒸煮、拌曲发酵到蒸馏出酒的全过程。考古学在此与酿造学交汇，时间的层层堆叠，正是工艺演进的物证。

而那些埋藏在地层深处的窖池，更是白酒史的关键注脚。李渡遗址出土的窖池形制各异，可分为圆形、腰形与长方形三种。长方形为现代窖池，腰形为近代改造，而最具学术价值的，是那22个圆形窖池——其中13个属元代，9个属明代，至今仍有6个被沿用于生产。

▎继发现中国白酒最老古窖之后，2024年11月，在国宝李渡酒庄又有重大发现——唐代李渡窑遗址，经专家确认属唐代洪州窑核心生产区域。其与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共同构成了“唐宋元明清，从古酿到今”的独特景观。图为国宝李渡酒庄发现的完整酒器。图源@李渡酒业

这些砖砌的圆形地缸发酵池，结构独特、功能精巧，直径0.65至0.95米，深0.27至0.56米，用于糟醅摊晾下曲后的前、中、后期发酵。其圆形设计可保持发酵温度均匀，避免异常反应，是我国古代酿造智慧的凝结。

自元代起，圆形窖池被广泛用于小曲白酒的生产；至20世纪20年代江西引入大曲工艺后，它又被继续沿用，成为中国白酒从小曲向大曲过渡的桥梁。李渡的发现，是全国首次确认的小曲工艺白酒作坊遗址，也是迄今所见我国年代最早的白酒作坊实证。它让我们得以窥见南方白酒在工艺、结构与技术上的独特谱系。

▎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 图源@李渡酒业

窖池的形变，也映射出酿造观念的更新。小曲以米粉、米糠为主料，辅以少量中草药或“辣蓼粉”——即小水蓼叶晒干捣碎而成。《居家必用事类全集》中的“白酒曲方”，便记载以青辣蓼汁拌白糯米粉制曲的工艺。

小曲体量小巧，有时还掺入白土、母曲与水，制成“鸡子”大小的曲坯。而大曲则料重体大、发酵期长，因而需更宽阔的窖体。于是，从圆到腰、再到长方，窖池的每一次变化，都是中国白酒规模化与技术化的标记。

更令人惊叹的，是这些古老窖池中至今仍在“呼吸”的生命。通过与江南大学、中南林业科技大学合作，研究者对李渡元代酒坊实施了“活体保护”。检测发现，窖底仍保存着167种远古时代的古菌群落（OTU），其中一种名为“奇古菌酶”的菌种，能在常温下代谢生存——这在世界范围内前所未见。

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的出土，不仅是一场考古学的胜利，从一滴酒到一座遗址，从古菌的复活到文化的自觉，李渡让我们看到，中国白酒不仅有味道的传承，更有文明的延续。

活在当下

文物出土之后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何让这段文明“活”下去。李渡酒业接过这份沉甸甸的文化遗产，没有将它圈起封存，而是选择在保护中复活，在复活中延展。

今年6月，周恒刚酿酒科学文化研究院理事会主席周心明重返父亲鉴定的“国宝”酒厂。

令她欣慰且深感敬意的是，国宝李渡近乎固执地坚持“原貌传承”，让其父周恒刚当年所见的古窖、古窑气息，穿越时空，原汁原味地扑面而来。

李渡的探索，本质上是一场关于“如何让文化遗产活下去”的实验。它以企业为主体，将文物保护、科学研究与文化传播融为一体，形成了从保护到复兴的完整链条。企业内部设立专门机构，制定巡查、维护、安全等制度，把文物保护纳入日常运营，实现了从抢救性修复到常态化守护的转变。

与此同时，李渡以“延续”代替“封存”，让遗址保护与科研相结合。它与江南大学、天津科技大学等高校共建研究平台，对古窖菌群进行分离、复壮，使元代酿造技术重新参与现代生产。这种“活态研究”让遗址从历史样本变成现实生产力，真正实现了“古为今用”。

在活化利用上，李渡没有把遗址塑造成静态景区，而是构建了“考古＋酿造＋文旅”的沉浸式体验链。游客可以走进仿元代酿坊，触摸木甑、石磨、酒坛，听酒师讲述“活态工艺”。文化不再被陈列，而是在触摸、品尝和聆听中被重新感知。

图源@李渡酒业

同时，通过“申遗献礼文化季”“非遗市集”等活动，李渡让文物保护成为公众可参与的文化事件，形成了社会共识与文化认同。更深层次的创新在于把“古法复现”变成现代创造——古菌复育、古法酿造，使文物与工艺相通、传统与科技相融，实现了从文化遗产到文化生产力的转化。

李渡的实践揭示出当代文化遗产保护的新方法，它让人看到，传统并非过去的事，而是一种仍在发生的文明，这些实践正是对周恒刚寄语“古为今用”最好的诠释。

▎《周恒刚传》总策划徐立栋（右一）陪同周心明在李渡酒业考察。图源@李渡酒业

申遗的念头，也正是在这样的实践中逐渐清晰起来。

李渡围绕申遗所做出的努力，并非孤立的企业行为，而是嵌入一条正在加速的“中国白酒申遗之路”中。

近年来，行业内出现由若干具有代表性的传统酒企联合推动白酒“申遗”的行动，旨在把中国白酒的物质遗产与非物质技艺以更系统的方式向国际机构呈递。这类跨企、跨地域的合作，既是文化自觉，也是整合资源与话语权的有效路径。

在国家层面，推动白酒文化进入世界文化遗产与非物质遗产名录，也获得了政策与舆论的关注。全国人大代表与业内专家纷纷提出构建标准体系、加强国际交流与学术支撑的建议，为白酒申遗提供了制度保障与公共共识。

李渡正是在这一国家与行业合力的大背景下，走出了一条具有示范意义的路径：将申遗工作与品牌国际化、学术研究、数字化保护同步推进，把“遗产价值”转化为可感知的文化共识与国际话语。

如今，李渡的酿坊依旧在运转，古窖的菌群仍在发酵。遗址外的稻田一年又一年金黄，河流依旧流过明贤乡。

只是，时代已悄然更替，白酒正在逐步走向世界舞台，而李渡，正以一处遗址为起点，把这段中国酿造文明重新讲给世界听。

今年夏天，李渡酒业发布消息：品牌将迎来一位全新的“申遗代言人”。这一次，他们不只是让一个人代言酒，更希望ta能代言这段历经千年的文化故事。新的篇章，正在展开。

6月，姚安娜正式受邀成为珍酒李渡集团“申遗大使”，这一消息迅速在文化界与年轻群体中引发关注。

李渡选择她，不只是因为知名度。正如吴向东所说，姚安娜代表着一种“新生代力量”——她能够跨越代际，让传统在年轻人中重新“活起来”。她的出现，让“申遗”不再只是一个行业或国家的议题，而成为年轻一代可以理解、参与、共鸣的文化行动。

姚安娜的代言并不止于镜头前的讲述，而是一次次身体力行的文化探访。

▎姚安娜参与李渡酒业认窖仪式 图源@李渡酒业

四个月后，步入李渡元代烧酒作坊遗址的那一刻，姚安娜被眼前的景象震撼：“我当时有一种非常强烈的感受，就是感受到了历史，它真的在我的眼前。”这句感慨，不仅是她与千年文明的对望，也象征着新一代正在重新触摸文化的根。

她走进酿酒车间，在第41代非遗传承人朱栋才的指导下，亲手体验“拌料”工序，学习“两人对翻、低翻快拌”的古法技艺；她穿梭于元、明、清三代窖池之间，聆听吴向东讲述从《本草纲目》到《物类相感志》的文献脉络，追溯那条从元代窖池延伸至宋韵的文化线索。

在国宝李渡酒庄，她与吴向东共同为“唐代李渡窑”揭牌，见证陶与酒跨越千年的共生。而当她从珍酒李渡集团总裁汤向阳手中接过“荣誉庄主”奖牌时，这份身份已超越商业合作，成为她对这片土地与技艺的情感归属。

在“李渡高粱1308·景德镇元青花”新品发布会上，姚安娜正式接过“申遗大使”证书。谈及如何让年轻人走近白酒文化，她说：“或许可以从了解一些微小的细节、体验一些具体的过程开始，慢慢地学习，慢慢地去懂得如何品尝白酒和它的历史。”这种从细微处出发的真诚，正是她与当代青年沟通的密码。

她不是单向的传播者，而是与李渡共同成长的同行者。在她身上，传统不再是被供奉的标本，而成为可以触摸、可以体验、可以共创的活态文化。

因此，这不仅是一场代言，更是一场文化的接力。姚安娜的加入，标志着中国白酒叙事的转向——从“老一辈的记忆”迈向“新一代的认同”，从“历史的沉淀”走向“未来的共创”。她让“申遗”不再是遥远的口号，而是一次可以被感知、被参与的文化实践。

当她站在元代窖池前、当她捧起元青花酒瓶、当她与非遗传承人并肩而立——她所代表的，不仅是一个品牌，更是一种时代姿态：中国白酒，正在被新一代看见、理解、传承，并赋予新的表达。

李渡与姚安娜的携手，是中国白酒走向世界遗产之路上的一个鲜明注脚。它昭示着一个新的共识：文明的延续，不仅需要古老的窖池与技艺，也需要年轻的眼睛与心跳。

在这场申遗的远征中，姚安娜不是终点，而是起点，一个关于中国白酒如何被下一代接棒、如何以世界语言讲述东方故事的起点。

如果你要问，中国白酒“申遗”成功，还有多久？

或许，答案不在时间表上，而在每一个为它付出的人身上。只要我们仍在酿造、仍在守望、仍在讲述——那一刻，便已不远。

参考资料：

[1]赵玲霞.“申遗热”背后的文化忧患——基于兴教寺事件的思考[J].理论观察,2015,(09):111-114.

[2]王珏.新时代申遗捷报频传的背后[N].人民日报,2025-07-20(007).

[3]杜佳.清代中期江西水运航道与航运状况研究[D].云南大学,2019.

[4]张远发.土地格局演变下的赣抚平原灌区植被生态需水量时空分异研究[D].南昌大学,2024.

[5]徐锦忠.江西李渡发现元代烧酒作坊遗址[J].农业考古,2003,(01):180-18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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