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上丝绸之路，也是一条美酒之路。
文｜好酒地理局研究员 孙小惠
1987年，在广东上、下川岛海域，一艘南宋商船被意外发现。二十年后，“南海Ⅰ号”被整体打捞出水，成为中国水下考古的里程碑式发现，也让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从文献走向实物。
人们曾为海上丝绸之路赋予了诸多名字：陶瓷之路、香料之路、茶叶之路、白银之路……每一种命名，都勾勒出文明交流的一个侧面。
但在南越王博物院副院长李灶新看来，这些名字之外，还缺了一个重要的角色。
近期，李灶新将多年研究成果结集成书，题为《酒香飘万里》，系统性地讲述了“南海Ⅰ号”船载酒罐及其所代表的岭南酒文化。在与「#好酒地理局」深度对话时，他为我们揭开了这条“美酒之路”的神秘面纱。
一只小小的陶罐，何以承载起如此波澜壮阔的海上叙事？
▎《酒香飘万里》封面
陶罐的秘密
1771年，一艘名为“莱茵堡号”的商船从印度尼西亚雅加达出发，不幸沉没于广东上下川岛海域。数百年后，英国人罗伊·马丁决意与中国合作打捞这艘沉船。
他们并没有找到这艘船，但却收到了一个更大的惊喜——这次打捞发现了另一艘宋元沉船，也就是后来的“南海Ⅰ号”。
2007年，在海底沉睡800多年的“南海Ⅰ号”重见天日，成为我国考古发现保存最完整、体积最大、年代较早的远洋商船。
制图@好酒地理局
这是一艘满载货物的南宋商船，瓷器、铁器、金银铜货币，层层叠叠，堆满了十五个船舱。而在众多的货物之中，一类器物并没有引起考古人员的太多关注——那是两百多件大小相近、外表朴素的酱釉陶罐。
李灶新通过系统研究发现，这些罐子除了用来储存瓷器、食物、香料或淡水，大部分都用来储酒。它们的外形较为敦实，肩部有4个对称分布的耳系，应是为了便于封盖和捆绑包装，防止酒精挥发而特意设计的。
此外，通过对罐内残留物的分析检测也侧面印证了这一点——里面有酵母、青霉等参与或影响酿酒的微生物。
▎“南海Ⅰ号”沉船里的酱釉陶罐
然而，这批酱釉陶罐究竟产自何处？
早期，多数学者认为是福建磁灶窑。但李灶新不这么认为。他在书中提到，虽然都是酱釉罐，但制作工艺上却有明显区别，可以分成两大类。
第一类酱釉罐质地较为粗松，颜色为灰黄色，釉层较薄，体型偏大，用来储存瓷器。这一类罐的数量较少，分布也比较零散，属于福建磁灶窑生产的。
第二类酱釉罐质地更加细腻坚致，釉层较厚，底面平整、中间内凹，印有“酒墱”“玉液春”“梁宅”“丙子年号”等标记。
▎“南海I号”出土的 “酒墱”印文（左） “玉液春”印文（右）酱釉陶罐
作为长期在广东从事考古的学者，李灶新太熟悉本地出土的陶瓷特点，一个大胆的推测在他心中萌发：这些罐子，会不会来自广东？
李灶新与团队把目光投向了南越国宫署遗址的宋代广州公使酒库。那里曾出土了大量与酿酒有关的遗存——炉灶、天井、水井、房舍，还有数不清的酱釉罐残片。
这些罐子的器型、胎质、釉色、纹饰，乃至戳印的文字风格，与“南海Ⅰ号”上的酱釉罐如出一辙。
▎宋代广州公使酒库水井出土酱釉罐等
在所有戳印文字中，有两个字最让李灶新兴奋——酒墱。
这个印文，同时出现在三个地方：“南海Ⅰ号”沉船的酱釉罐上、广东佛山南海窑址出土的残片上、南越国宫署遗址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的同类罐子残片上。
但“酒墱”究竟是什么意思？
李灶新想起了南宋的文献《诸蕃志》。这本书里记载，当时和中国通商的国家和地区有50多个，除了大量的陶瓷、铁器、织物外，酒也是重要的出口商品。酒在东南亚地区的售价是“酒壹墱准银一两，准金二钱”。
▎“南海Ⅰ号”出土的“酒墱”印文酱釉罐局部
酒墱应该就是装酒的容器。按照文献记载来换算，“南海Ⅰ号”第9、第10号船装载的酒罐有220件，意味着这批酒在东南亚地区全部销售可得44两黄金，价格不菲。
这一发现，把文献、窑址、酒库、沉船四者串联在了一起，形成了一个完整的证据闭环：文献记载了酒的贸易和计量，窑址烧造了装酒的罐子，酒库生产了罐子里的酒，沉船则把酒运往海外。
一只小小的陶罐，从此“开口说话”。它告诉后人：八百多年前，广州产的酒，就是装在这样不起眼的罐子里，穿过惊涛骇浪，沿着海上丝绸之路，香飘万里。
酒从何来？
汉高祖十一年，刘邦派遣大夫陆贾出使南越，成功说服赵佗接受汉朝册封，成为南越王。
此次会面，二人连续饮酒数月、相谈甚欢，赵佗感叹：“越中无足与语，至生来，令我日闻所不闻。”（意为：南越没有人值得我同他交谈，直到你来，才让我每天都能听到过去从未听到的道理。）
二人会面的宫殿被赵佗命名为“华音宫”，2000多年后，这座宫殿伴随着南越国宫署遗址的考古挖掘得以重见天日，考古人员还在宋代的地层中，发现有一件标注着“公使”字样的景德镇湖田窑瓷青白釉碗底，这说明遗址附近很可能还是宋代广州公使库的所在地。
▎南越国宫署遗址出土的宋代墨书“公使”文字青白釉碗底
最终，李灶新及团队在南越国宫署遗址发掘区的西北部，找到了宋代广州公使库下属的公使酒库的建筑基址，这里出土了大量与“南海Ⅰ号”同款的酱釉罐残片，其中就有前文提到的“酒墱”印文。
而“南海Ⅰ号”酱釉罐中的酒，大多正是从这里酿造的。
▎宋代广州公使酒库出土的“酒墱”酱釉罐残片
公使库是宋朝在府、州、军等地方官府设置的管理公使钱物、为地方官员定期举办宴会、接待往来官员和外国商人与使节的服务机构，相当于今天的政府接待办。
在这个机构中，酿酒也是日常的一项生产经营活动，其酿造的酒又名“兵厨酒”。宋人程大昌在《演繁露续集》中提到，“今人谓公厨酒为兵厨酒，言公库之酒因犒军而酝也。”
官府酿制的酒用料足、酿造时间长，因而品质也更好，宋代欧阳修就曾写下“官沽味𬪩村酒薄，日饮官酒诚可乐”的诗句。
因而，酿造和存放这些公使酒的地方就被称为“公使酒库”。
▎宋代广州公使酒库现存5个相连的炉灶
广州公使酒库的规模相当可观。从遗址中清理出的炉灶、水井、廊房来看，这是一处功能分区明确的酿酒作坊。酒工们在这里蒸煮糯米、摊凉拌曲、入瓮发酵、过滤取酒，最后将酿好的酒装入酱釉罐中，封存待用。
但公使酒库的意义，远不止于一个官方酿酒作坊。
李灶新在研究过程中发现，公使酒库的存在，折射出宋代海外贸易管理的一个独特侧面。在当时，酒不仅仅是日常饮品，更是官方对外交往的重要媒介。
从文献记载来看，外国商船抵达广州外海时，巡检司军兵就送上酒食以示慰劳；舶船抵达广州内港码头停靠后，市舶司的官员要举行“阅货宴”以示欢迎；商船准备离港时，还要举办“市舶宴”，以礼遣之。
“酒贯穿了整个海外贸易的始终，”李灶新说，“从官方的接待，到商船的装载，再到海外的销售，最后到当地人的消费。”
▎宋代广州公使酒库出土的 “清香”酱釉罐残片。北宋《太平广记》中写道：“清香之酒，非地上所有，香气殊绝。”
公使酒库的存在，让广州在宋代海外贸易中的地位更加凸显。
它说明，当时的广州不仅是一个货物的集散地，更是一个有组织、有制度、有官方背书的贸易枢纽。官方通过公使酒库这样的机构，直接参与到海外贸易的供应链中，用自己酿造的美酒，维系着与海外商人的关系，推动着贸易的持续进行。
“海上丝绸之路的研究，以往关注的都是陶瓷、丝绸、茶叶、香料这些大宗商品，”李灶新说：“但其实还有酒。酒是跟老百姓息息相关的、带有烟火气的东西。把它纳入研究视野，才让海上丝绸之路的内涵真正丰富起来。”
是丝绸之路，更是美酒之路
2016年，李灶新正式参与海上丝绸之路中国史迹申报世界文化遗产的工作，在系统梳理考古材料的过程中，一个现象引起了他的注意：
从马来西亚沙捞越到新加坡福康宁，从印度奎隆港到非洲东海岸，不断出土带有“清酒”“百花春”“清香”等印文的中国酱釉罐碎片。
这些碎片像散落的拼图，让他隐约觉得，海上丝绸之路，或许也是一条“美酒之路”。
制图@好酒地理局
此后的几年里，“南海Ⅰ号”沉船上的酱釉罐、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公使酒库、佛山南海窑的窑址调查——这些后来支撑起他研究成果的关键证据，逐一浮出水面。
2022年，当四重证据链最终闭合时，他确信了一件事：海上丝绸之路，的的确确也是一条美酒之路。
在他的研究视野里，岭南酒文化是这条路上最活跃的角色。
那些带着中文戳印的酱釉罐，从南海窑的窑火中诞生，在公使酒库中被灌满美酒，再被搬上“南海Ⅰ号”这样的远洋商船，穿越惊涛骇浪，抵达万里之外的异国海岸。
这是岭南酒文化最辉煌的时代，也可以视为中国酒走向世界的一大开端。
然而，在曾经“高度为王”的酒业环境里，崇尚温润天然的岭南酒及其所代表的酒文化，多少显得有些“低调”，人们在讨论中国美酒特色产区时，也常常会忽略岭南地区。
制图@好酒地理局
但假如我们循着历史名人的足迹，就会发现岭南自古就是出好酒的地方。
宋朝时期，朝廷对岭南地区的酿酒持开放态度，使当地酿酒业颇为繁荣、饮酒之风盛行。唐代广州司马刘恂在《岭表录异》中就曾记载，“广州人多好酒，晚市散，男儿女人倒载者，日有二三十辈。”
苏东坡被贬岭南时，曾亲手酿造“罗浮春”“万家春”“真一酒”等，还记录下《东坡酒经》一书，成为宋代岭南地区酿酒技术的重要史料。
明末清初著名诗人、被誉为“岭南三大家”之首的屈大均在《广东新语》中总结了岭南地区的酿酒特色：“龙眼之刍，橘之冻，蒲桃之冬白，仙芋之春红，桂之月月黄，荔枝之烧春，皆酒中之贤圣也。”他感叹岭南“无不可以为酒者”——龙眼可以酿酒，橘子可以酿酒，荔枝可以酿出“烧春”，荼蘼花、金菊、梅花皆可入酒。
那是一种与高度白酒截然不同的传统：低度、温润、花果香、微醺。这份传统，是中国酒文化中另一条源远流长的血脉。
视线回到当下，无数变革已然发生。年轻一代消费者开始重新审视低度酒的价值，果酒、米酒、起泡酒在市场上悄然崛起，“微醺”取代“大醉”成为新的饮酒风尚。
与此同时，中国白酒申遗进入快车道，白酒出海成为行业热门话题，各大酒企纷纷布局海外市场。
在这个节点上，岭南酒文化能贡献什么？
▎李灶新（左一）和研究团队在文头岭窑实地蹅查
李灶新的研究提供了一个独特的视角。在他看来，白酒申遗需要向世界讲清楚一个核心问题：中国白酒到底是什么？它不是凭空诞生的，也不是自生自长的。它是中西酿酒技术交流互鉴的产物，而岭南，恰恰是这场交流的前沿阵地。
“南海Ⅰ号”沉船上的酒罐、南越国宫署遗址中的公使酒库、佛山南海窑的窑火，这些考古发现构成了中国酒文化中最完整的对外交流证据链。
当白酒申遗需要向世界讲清楚“我们从哪里来”时，这些海丝遗存证明了中国白酒不是封闭自守的产物，而是在开放交流中不断演进的活态文明。
对于白酒出海，岭南酒文化同样贡献着智慧。
宋代的岭南酒为什么在海外广受欢迎？李灶新总结了几点原因：
其一，在于度数。《诸蕃志》记载，东南亚诸国“不产茶，亦不知酝酿之法”，当地人喝的椰子酒、槟榔酒，是自然发酵的果酒，“度数比较低，严格来说只是一种饮品”。彼时，岭南所产的米酒也不过十来度，恰好与当地人的饮酒习惯相契合。
其二，在于风味。岭南人将荔枝、龙眼的花蜜融入酒中，这种花果香型对原本就喝果酒的东南亚人来说，既有熟悉感，又有新鲜感。
其三，在于命名。岭南地区所产的“百花春”“玉液春”，每一个名字都像一句诗，充满了东方美学的意蕴。
其四，酒本身就是社交的媒介——宋代的市舶司官员用酒招待外商、用酒送行，让酒成为建立信任、维系关系的桥梁。
这些千年之前的经验，在今天依然适用。“酒香飘万里”，从古至今，酒香从未断绝。
大海吞没灾难，也保存记忆；它制造离别，也守候重逢。每一艘沉船，都是时间胶囊，是历史留给后人的密信。
而考古的意义，就是把这些被埋藏在海底的风味，重新唤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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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李灶新. 酒香飘万里：“南海Ⅰ号”船载酒罐与岭南酒文化[M]. 广州: 岭南古籍出版社,2025.
11～15世纪海上航线中国储酒罐主要分布示意图——图片来源：
【海港】
① Roxanna M. Brown. Guangdong Ceramics from Butuan and Other Philippine Sites. The Oriental Ceramic Society of the Philipines/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9.
② ③ Peter Y. K. Lam, et al. A Ceramic Legacy of Asia’s Maritime Trade: Song Dynasty Guangdong Wares and Other 11th-19th Century Trade Ceramics found on Tioman Island, Malaysia. Southeast Asian Ceramic Society (West Malaysia Chapter) an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85.
④ 故宫博物院､印度喀拉拉邦历史研究委员会:《印度奎隆港口遗址 2014 年考古调查简报》,《文物》2022 年第 8 期.
⑤ 黄慧怡女士提供
⑥ 上海博物馆考古队､斯里兰卡中央文化基金会､凯拉尼亚大学:《斯里兰卡贾夫纳阿莱皮蒂遗址 2018 年发掘简报》,《考古学集刊 (第 23 集)》,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0年.
⑦ 赵冰女士提供
⑨ 谢明良:《关于 “清香” 壶 —— 从台湾发现例谈起》, 《陶瓷手记 —— 陶瓷史思索和操作的轨迹》, 上海古籍出版社，2013年.
⑩ 刘岩､秦大树､齐里亚马・赫曼:《肯尼亚滨海省格迪古城遗址出土中国瓷器》,《文物》2012 年第11期.
【沉船】
④ William M. Mathers, Michael Flecker. Archaeological Recovery of the Java Sea Wreck. Pacific Sea Resources, 1997.
⑤ ⑥ 国家文物局水下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中国国家博物馆､福建博物院等:《福建沿海水下考古调查报告 (1989 ~2010)》, 文物出版社，2017年.
⑦ 方昭远､李建毛:《明代巴考沉船及其出水陶瓷初探》,《湖南省博物馆馆刊 (第十四辑)》, 岳麓书社，2018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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