宁波：“甬”通天下，财源广进

宁波，浙东运河最南端的千年商港，也是中国大运河出海口之一，“枕山、襟海、臂江”的优越地理位置孕育了商行四海、百年不衰的宁波商帮“甬商文化”。孙中山曾说：“凡吾国各埠，莫不有甬人事业，即欧洲各国，亦多甬商足迹，其影响与能力之大，固可首屈一指者也。”

2024年“茅台1935·寻道中国”科学探索活动第二季以“喜”为寻道主题，沿着运河脉络，第二站落脚宁波，在三江汇聚处与繁华“喜”相逢。

宁波，地处东海之滨，中国海岸线的中心位置，以港阔、水深、浪静、风平著称。它南通闽、粤，东临日本，北望朝鲜，因此被誉为“海道辐辏之地”。东南部的天台山脉和舟山群岛，更是成为了阻挡台风入侵的天然屏障。

除了枕山襟海的优势，宁波还有数条河流的加持。

浙东运河肇始于2500年前春秋时期的山阴故水道，唐代在此基础上开凿了明州（宁波）到杭州的杭甬运河，跨曹娥江，联通自然河道余姚江，在三江口与奉化江汇聚成为甬江，流入东海。

公元821年，明州刺史韩察请奏朝廷，将明州州治迁至三江口并建子城，这是一个开启繁华历史的重要决定。彼时的三江口已然是一派欣欣向荣的景象，商贸船舶往返不息，这座以日月为名的明州城，在河海相接处扎下根来。

在早期的浙东运河沿线，宁波的地位远不如绍兴，但唐宋时期“大航海时代”的开启，让宁波的优良海港显现出了优势。宁波既是中国大运河的终点，又是海上丝绸之路的启航地之一，作为丝织品出产重镇，以及陶瓷、茶叶和海产的集散地，这里蕴藏着地区发展和人口扩张的巨大潜力，由此成为通江达海、商贸兴旺的航运与经济中心。

如今的宁波依旧是港口“大佬”，我国沿海主通道与长江黄金水道的交汇处就在宁波和舟山。2006年1月1日，“宁波舟山港”名称正式启用，港口形成了“一港十九区”的格局，是中国吞吐量最大的深水良港，港口年货物吞吐量连续十余年位居世界第一。

“2024寻道中国”第二站

正是选在了这个通江达海的枢纽之地

晚更新世以来的三次海侵海退，奠定了宁绍地区山川湖海的雏形。

史前先民生长于兹、劳作于兹，兴修水利、发展航运，人地互动愈发频繁。

刳木为舟，剡木为楫。早在7000年前，河姆渡原始居民就开始开发利用海洋资源，进行航海活动。

春秋战国时期，甬江上游的句章（余姚江畔）已是海口要道。

唐建制明州，这一时期明州成为重要的开埠港口，迁治三江口后的明州城，逐渐成为大唐对日本、新罗以及东南亚诸国的交通贸易大埠，明州成为了外国人登陆和返航的重要口岸，城内如织的行人中，有不少异国他乡的使者、商旅、学者和僧人面孔。

公元839年，日本最后一艘遣唐使船，从明州启程归国。

官方交流终止，民间贸易开始兴盛，大唐海商以明州为枢纽，频繁往来于大洋之上。

善于造船的明州，也造就了大批懂得利用洋流与季风的航海家，北上日本、新罗，南下东南亚、印度洋，这些国际贸易的拓荒者，是最早的“宁波帮”。

由唐入宋，明州已成“东南之要会”，桅樯林立，商船云集，熙来攘往，百业兴盛。陆游曾记：“惟兹四明，表海大邦……万里之舶，五方之贾，南金大贝，委积市肆，不可数知。”

明洪武十四年，为避国号讳，明州改称宁波府，意“海定则波宁”，由于倭寇进犯和“争贡事件”之后的海禁政策，朝贡贸易之门关闭，艰难境况下海上私人贸易蓬勃发展，宁波附近的双屿港成为外国人来华贸易的中转站，一时间“富庶异常”，但很快，双屿港就在明军队的围剿下消失了，宁波失去了东亚国际贸易中心的地位，由开放走向封闭，日渐衰落。

明至清，数次开放又关闭，直到康熙年间“海禁”开放，富有海上贸易传统的宁波商人看到了机会，到嘉庆、道光年间，宁波以内河为港口货物的集疏渠道，大力发展转运贸易，北至关东、天津、直隶，南至闽粤，中到苏、湘、鄂，入川渝，宁波商帮就此名震四方。

近代宁波作为中国最早开埠的五处通商口岸之一，西方文化东渐，世界各地的商人、外交官、传教士云集，带来了不同的文化和建筑风格，留下了许多领事馆、海关、教堂和码头建筑。

宁波的发展与水息息相关，河海之水对宁波商人来说是机遇，是视野，正是千百年延续下来的敏锐、开放和拼搏，成就了宁波商帮。

一方水土养一方人，千百年来宁波城市开放的基因早已深深根植于每个宁波人的血脉之中。

除了海上丝绸之路，宁波还是货币文化输出的始发港之一，随着日益繁荣的贸易交往，中国钱币被源源不断地输往其他国家并流通，东亚与东南亚诸国的货币也大量输入，这对建立以中国货币为核心的东方独立货币体系具有重大意义。

于宁波商人来说财富如同河海之水，是流动的，因此为了生产与再生产，近代金融业的雏形开始出现。

原始社会晚期因为人们有了交换的需要，开始出现货币，贝币、布币、刀币、圜钱、蚁鼻钱……形态复杂，币值各异。经过秦始皇的统一，中国货币演进至宋代，多以圆形方孔的铜钱和铁钱为主。这种低值铸币对于民间小额交易颇为方便，但却不适合长途贸易的商人，为方便与安全起见，商人们发明了纸质凭证。

纸币是货币史上的里程碑式创新，它发源于一种特殊的债务关系——现金汇兑，是将债务关系建立在了信用的基础上，宋代产生的交子就是基于这个信用基础，宁波钱庄创立的过账制度也是如此。

太平天国时期，由于贵金属运输不便，宁波本地钱庄创立过账制度，资金收支不使用现金，而通过钱庄汇转，统一清算，宁波传统的钱庄业开始向现代银行业转变。

沧海横流，方显英雄本色。这批在西风东渐浸润下成长起来的宁波商人，不仅在本土熠熠生辉，更是抢滩上海，又从上海走向全国和世界，闯出了一个“敢为天下先”的宁波帮。

在上海，国人创办的第一家银行、中国第一批保险公司、国内第一家信托公司等等，这些“一字号”大手笔均出自宁波商帮之手。

宁波商帮中曾涌现以秦润卿、虞洽卿为代表的大批金融界人士。还有传媒大王邵逸夫，轮船大王包玉刚，纺织大王包从兴，钟表大王李惠利，水泥大王张敏钰，地产大王张济民等优秀人才。

北京同仁堂、上海老凤祥、商务印书馆……除了制造业，宁波商人也创立了很多著名品牌，从这些耳熟能详的老品牌，到如今的奥克斯、公牛、罗蒙、雅戈尔，宁波商人从未止步。

潮头登高再击桨，无边胜景在前头。

浙东运河源远流长，滋养了百业兴盛，孕育了青瓷、茶叶、丝绸、黄酒等越地风物，风行海内、畅销海外。

运河两岸人杰地灵，孕育了旷达坦荡的魏晋风骨、经世致用的浙东学派、爱国勇毅的辛亥志士、创新开放的宁波商帮，成为最具浙东辨识度的文化标识。

务实的宁波人笃信实业兴邦，专注高质量发展，实行高水平开放，将发展经济的着力点继续放在实体经济上。千年商帮发展至今天的成百上千家专精特新企业，离不开宁波商人的机敏创新与持之以恒。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宁波帮就是这座城市长期对外开放的产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