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浓香文酿团队
《全球通史》的作者斯塔夫里阿诺斯曾说：各种生物均以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实现进化，只有人类的进化完全相反，不是遗传因子适应环境，而是通过改变环境适应自己的遗传因子。
地球上的环境复杂多样，人类本着求生本能，对于环境不仅善者用之、劣者舍之，还遵循因地制宜的原则，结庐建舍，觅食垦殖，开拓道路……
这时人类不仅叩响了文明之门，且还依照对自然环境的改造，展现了世界各地文化的演进差异。
成都坐守岷江冲积平原的腹心，四野平旷，沃野千里，有一种被水安顿后的沉稳。泸州则扼守长江与沱江交汇处，南倚大娄山余脉，北瞰川南丘陵，是盆地通向云贵高原的第一道门户。
这种由地理决定、历史强化的双城结构，共同支撑起“天府之国”的富庶与繁荣，为我们解读区域文化的演进提供了一个经典的范本。
流淌的茶香
如果从中国版图上选出一座被茶香萦绕的城市，首推成都。
成都人钟情于泡茶馆，点上一杯心仪的茶，或与老友谈天说地，分享生活中的点滴趣事；或独自一人，沉浸在茶香之中，享受片刻的宁静与惬意。
而在这无处不在的成都茶文化中，蒙顶山茶占据着极为重要的地位，二者紧密相连，共同书写着成都的茶香篇章。
|近段时间央视报导的《千里江山图》，描绘的就是蒙顶山茶园的美丽景象。图源：视觉中国
蒙顶山茶的历史，可追溯至两千多年前的西汉时期，据说药农吴理真在蒙顶山驯化野生茶树，种下七株仙茶，开启了中国人工植茶的先河。这七株茶树被后人视为珍宝，历代帝王更是将其所在的茶园封为“皇茶园”，其茶叶专供皇室享用。
历经元明数百年精进，蒙顶山茶声名日盛，至清代已然走出宫禁，通过发达的水路运输网络大量进入成都市场，不再专属皇室。其“味甘而清，香郁而润”的独特品质，契合了成都人对茶饮的极致追求。
清代同治年间，悦来茶园“每日座无虚席，茶客以蒙顶黄芽为上选”，成为文人雅士的首选茶饮。
喝茶时，文人雅士围坐于八仙桌旁，手持“盖碗”，揭开碗盖轻撇浮沫，蒙顶山茶的清香便随热气四溢；兴之所至，或吟诗作对，或点评戏曲，喧闹的市井声与悠扬的唱腔、清雅的茶香交融，形成极具成都特色的“慢生活”场景。
这种由茶而生的雅趣，融入成都人的日常生活，成为这座城市从容休闲的文化根源。
|在成都茶园一边品茶，一边享受掏耳的乐趣。
成都作为“天府之国”的中心，自古就是巨大的茶叶消费市场，来自各产区的茶叶，包括通过泸州转运的茶叶，很多都会在此进行交易、精制，或直接被当地人消费。
入唐以来，四川茶树产地分为盆地西部、川江沿线和川北山区三大块。宋史研究专家贾大泉认为自唐五代以来，泸州已经成为四川茶叶的主要出产地之一。
当江南的茶山还在等待惊蛰的雷声，北纬28度的泸州纳溪，茶树已然萌发。
在中国的茶叶版图上，纳溪是一个特殊的存在。由于四川盆地独特的小气候，这里的茶芽往往在除夕前后便可采摘，被誉为“全球同纬度发芽最早的区域”。
这种“早”，在农耕时代是一种稀缺的资源。
北宋诗人黄庭坚谪居巴蜀时，曾在此地品尝春茶，那一抹早春的清爽让这位大文人雅兴大发，挥毫写下了“二月茶”三个大字，据说至今还篆刻在清溪河的石壁之上。而在更早的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也留下了“纳溪·梅岭产茶”的记载。
|泸州纳溪区的茶园以“中国特早茶”闻名，这里是全球同纬度茶树发芽最早的区域之一，每年1-2月便能品尝到新春第一缕茶香。
纳溪梅岭茶以川南雀舌为代表，选用每年2月间的嫩独芽，在铁锅中用十指翻炒、杀青、冷却、摊凉，去除碎片叶末，压扁叶片，再予以干燥。随即取来热泉沏泡品尝，从茶碗中散发出来的浓郁栗香味沁人心脾。
自宋代起，包括纳溪梅岭在内的泸州雀舌便输入成都，成都平原出产的味江茶，也经茶盐古道运至泸州。
泸州境内的茶盐古道，正是川黔线的重要一段。这些道路如今被文物保护部门细分为光明古道、宝莲街驿道、沙湾驿道等片段，散落在泸县、龙马潭、叙永、古蔺的山水之间。
|泸州宝莲街茶马古道是泸州作为国家历史文化名城的重要见证，也是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图源：视觉中国
走在泸州龙马潭区的宝莲街上，长约一公里的青石板路被岁月磨得光滑如镜，两侧是早已人去楼空的川南民居，但墙面的青苔、屋顶的瓦松，以及石板上深深浅浅的马蹄窝，都在向路人诉说这里曾经的车水马龙。
宝莲街始建于宋元时期，当时人们叫它“土漕口”，明万历年间因“宝莲寺”而得现名。它是泸州上行成都、下行重庆的官道，明清时期逐渐发展成为重要的茶盐通道。
据四川茶学会专家刘相萍介绍，成都借泸州茶马古道销往西康、青海、西藏地区的边茶每年在1至2万包，而云南普洱、下关沱茶经泸州码头转销重庆大码头的茶叶达上万斤。
清代泸州征收的商税中，茶税占泸州总商税的10%。清人周询称：“城下万户昌盛，茶酒流香，日易茶马万金而有川南第一州之名号矣。”
|行走在泸州茶盐古道上，几乎看不到商业气息，没有叫卖的商铺，没有拥挤的游客，只有历史的回声在耳边低语。
茶叶贸易的繁荣推动了双城制茶技艺的交流互鉴。成都作为川茶加工中心，其“蒸揉、渥堆发酵”等复杂工艺通过茶商传入泸州，促进了泸州茶叶品质的提升；而泸州独特的“茶砖压制”技术，也被成都茶坊吸收，用于制作适合长途运输的边茶产品。
现如今，成都沿线分布的松茂古道、玉垒关古道，泸州沿线分布的光明古道、宝莲街驿道等众多遗存，皆被列入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古道上跨越千年的互动，不仅是物质流通的史诗，更是精神共鸣的华章，进而奠定了天府之国从容雅致的生活气度。
西南盐业的运输动脉
“蜀人饮食，无盐不鲜，无茶不活。”川地潮湿，茶可解腻去湿，盐能补充体力，二者是“柴米油盐酱醋茶”中最具地域战略意义的物资。
古时，泸州南北两岸皆是川南的盐产地，以北是沱江上游的富荣之盐，以及自贡、富顺、犍为等盐场盐业；以南是泸南地区下辖的淯井监，泸州辖地的“淯井监深在溪洞”，镶嵌在溪谷纵横的偏远山区之中。
|位于今日长宁县（宋代属泸州管辖）的淯井，是处超级盐业基地。在宋代，川峡四路的“公私百需皆仰（泸州）淯井盐利”，其重要性可见一斑。
宋朝政府同泸南少数民族争夺淯井盐利，经常发生武装冲突。据《宋会要·蕃夷》记载：“淯井牢盆之利，汉夷争之，乍服乍叛，迄于政和，百二十余年，一方骚扰，国用虚縻。”由此可见，井盐对维护少数民族起到至关重要的作用。
明清时期，随着赤水河的开凿通航，盐的经济作用逐渐显现。
黔无盐，仰给于蜀。在向贵州售盐的省份中，四川占了很大份额。而泸州作为川、滇、黔三省交汇地区，水运异常便捷，借助自贡、富顺、犍为等盐场经济的繁荣拉动，成为盐运商业网络上重要集散地。
清乾隆元年（1736年），四川巡抚黄廷桂将川盐入黔的水道划定为永、仁、綦、涪四大口岸。其中“仁岸”的路线，是从自贡运至泸州，再下至合江，从合江县城入赤水河，上溯抵至茅台，然后舍舟登岸，循陆路运至鸭溪、金沙、遵义、贵阳、安顺等黔地。
而合江，正是盐运的关键节点。
这座位于赤水河入长江口的小城，见证了无数盐船的往来。那些转运盐包的脚夫，盐船在合江靠岸，巨大的盐包被卸下，再装上适合赤水河航行的小型船只，继续溯流而上。
根据光绪《四川盐政史》记载：按照销引（每张7500斤）计算，“泸州每年销往贵州的食盐约在3800吨左右。”这使得黔人“斗米斤盐”之负担有所减轻，经济效益十分显著。
“汉家符节古江邮，一水行商出贵州。未到县门先入画，少岷山翠落船头。”清人赵熙船过合江看到的这般美景，就是川盐入黔带动沿线城乡繁荣的真实写照。
如果说川盐入黔促使泸州成为四川的物资集散地，那么川盐济楚则使泸州发展为云贵川地区的经济中心。
清咸丰三年，太平军建都南京，淮盐不能上运湘鄂，清廷饬令川盐济楚，给川盐以广阔的两湖市场。泸州抓住这一历史机遇，凭借其四通八达的水运网络，独执四川盐运业之牛耳。
|泸州境内的川盐济楚通道
根据四川总督丁宝桢编纂的《四川盐法志》记载：川盐济楚的运道“从富荣厂初行井河至邓关换载后入沱江，经怀德镇至泸州转川江，经合江、江津、重庆、涪州至万县分局，计程为2180里”。其后再驳转上吨位的中元棒大船，顺江而下转运荆湖江浙。
在水陆交通的共同作用下，泸州城市的码头港口遍布沱江岸与长江沿岸，极大促进了小市地区的发展。“江阳夜市连三鼓、小市盐船起五更”，受到盐运业的刺激，泸州逐渐发展成为川南贸易集散中心。
|泸州昔日的运盐古道，已被现代铁路所覆盖。
清代光绪三年（1877年），四川总督丁宝桢推行“官运商销”盐法，于泸州设立购盐分局与售盐分局，负责盐斤收购、转运与发售。泸州凭借盐运业的悠久历史，由此成为盐法实施的核心节点。
当时，自贡生产的盐，一条线路由自贡经泸州至重庆、宜昌、沙市运往两湖地区；另一条线路便是由自贡经沱江水道，过内江运至金堂，再转陆路进入成都，经雅安、康定进西藏，满足了西部民众对食盐的日常所需。
由于位于沱江上游金堂、内江的船只必须依靠泸州码头，又归泸（顺）帮统领，所以大河七帮中泸州占四帮，为长江上游第一大船帮。
据《航运史料汇编》载，泸州船帮不仅有长江的上的大河帮、沱江的河帮、赤水河运盐木船帮，拥有常年运盐木船2650只，泸州为盐运船帮“总首”。
|1914年，四川泸县官绅合影，右一为泸州老窖温永盛作坊主温筱泉，右二为盐运使晏安澜。图源：这里是泸州老窖公众号
盐马古道北连秦陇，东下荆楚，南接滇黔，西通康藏，可谓覆盖云南大部、贵州全部、湖南湖北西部、陕西南部、甘肃陇南、西藏东部，以及长江中下游的部分地区。成都与泸州，正是这张大网上两个最重要的节点：一个是物资的集散中心，一个是流通的枢纽咽喉。
由二者为节点构成的盐运网络，满足了近乎半个中国的食盐刚需。
清政府为保障盐路安全，在沿线的叙永、毕节、昭通增设绿营、改土归流，并默许盐商自建武装护运。
|图为成都市盐市口。清光绪五年（1879年），官府在当时还是一条无名小街的地方开设了官盐店铺，专营官盐。由于这里是四门入城道路的中心交汇点，地理位置极佳，来此买盐的市民络绎不绝。久而久之，这条街就被大家叫成了“盐市口”。图源：视觉中国
盐商资本进入边疆，投资修路、办学、开矿，客观上将近代文明植入西南地区，比后来的官方“开发边疆”早了半个多世纪。
站在泸州的古道上，看着石板上的马蹄印痕，看着石敢当上的斑驳字迹，仿佛仍能听见驮铃的脆响、船工的号子。
国道G321从古道旁疾驰而过，厦蓉高速穿越群山。运输的方式变了，速度变了，但那条连接成都与泸州的通道从未中断。
古道塑造的精神底色
茶盐古道的价值，从来不止于物资的运输，更在于它对成都与泸州两地生活的深度塑造。
盐运的勃兴，直接催生了沿线集镇和会馆的崛起。华中科技大学教授赵逵的研究表明，巴蜀地区是全国会馆最密集的地方，而这正是因为巴蜀有盐。
在那些有盐运的村镇，往往都有“九宫十八庙”“七宫八庙”的说法。
清末民初，泸州作为川南商业中心，长沱两江沿岸及川滇黔边区的物产由此转运省内外，福建商人的天后宫、江西商人的万寿宫、湖广商人的禹王宫，沿着盐运路线次第铺开。
商帮中，曾有一个盛极一时的“江西帮”，垄断泸州主要商业经营数十年。
他们在泸州建造万寿宫、麻姑庙、石阳会馆等江西会馆，每年春秋两季以祭神为名，联络同乡、宴请官绅，成为泸州商界的重要力量。
|图为泸州春秋祠，清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陕西、山西盐商斥巨资重建，历时6年，耗资白银300万两建成。
而叙永县至今还保留着江西街、春秋祠等地名建筑，为清末民初各地盐商集中居住、形成商业同盟的见证。
按泸州老窖发展中起到重大作用的温氏家族后人的说法，公元1728年与“温永盛”同时间挂出的“温公馆”招牌，也有照会梅州同乡移民的意思。
|温永盛招牌
沿着茶盐古道，不仅有人群迁徙，还有文化的传播、信仰的交汇。
明洪武年间，奢香夫人沿着茶马古道，从四川来到贵州，带领各部落开置驿道，设“龙场九驿”，促进了民族文化交流。
一百多年后，王阳明正是通过奢香打通的驿道谪居龙场，在洞中反复体味圣人之道，史称“龙场悟道”。那些被盐粒浸透的古道，不经意间也承载了思想史上的一次重要转折。
在叙永县正东镇新发现的古道旁，专家发现明代文学家杨慎被贬云南时，也曾取道于此。杨慎在泸州留下“江阳酒熟花如锦，别后何人共醉狂”的绚烂诗篇，与商贾马帮的蹄印重叠在同一条青石板路上，共同书写着这条通道的文化厚度。
|泸州的茶盐古道上，也曾留有酒的印记。
但茶盐古道最深远的影响，或许在于它塑了成都和泸州两地生活方式的底色。
在成都，古道带来的是一种融入血脉的闲适与包容。作为茶盐古道的枢纽，来自四面八方的商旅在此汇聚，带来不同的物产、文化与生活方式，让这座城市早早学会了接纳与交融。
成都的“闲”，从来不是无所事事的懒散，而是历经千帆后的从容。当背夫们放下茶包，当马帮卸下货物，他们在成都歇脚、品茗、摆龙门阵，这种商贸带来的松弛感，最终沉淀为一座城市的性格。
今天，在成都的大街小巷，随处可见打着“富顺豆花”“合江豆花”招牌的泸州餐馆。这些餐馆不仅为成都人提供了一道价廉物美的早餐选择，更将古盐道上的饮食习俗带到了省会。
而在泸州，古道塑造的是另一种气质：在险峻中求生存，在交融中谋发展。
泸州自古以来就是“西连僰道，东接巴渝，地兼彝汉，江带梓夔，控制边隅，最为重地”。
泸州酒业的发达，与茶盐古道息息相关。
泸州老窖的窖池群，许多就分布在古道沿线。泸州小市宝莲街，曾是茶盐古道的重要一段，现沿街分布着裕厚祥、永生祥、醇丰远等数百年历史的老窖池。
|泸州老窖明清酿酒作坊之协泰祥、裕厚祥、永生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
这并非巧合。茶盐古道的存在，为泸州酒提供了至关重要的条件，依靠古道便利的交通，“好酒自然不缺销路”。来往于古道的商旅、马帮，需要在泸州歇脚、补给，这催生了繁荣的餐饮与酒肆文化。
由泸州老窖推出中国白酒第一款茶酒——“茗酿”，即是将高山茶的清香与酒的浓香完美融合。这款产品将“茶文化”与“酒文化”这两种不同的饮之道，通过现代工艺重新连接。
|茗酿在一定程度上集茶与酒之所长，存在健康功能互补的奇妙反应。
它们的融合，是历史深处早已埋下的伏笔。
现如今，成都的宽窄巷子、锦里等文旅地标，成为展示和销售泸州老窖产品的重要窗口。从成都出发前往泸州，体验“中国酒城”的酿酒工业旅游，也已成为一条热门旅游线路。
|泸州老窖在2026年成都春季糖酒会上展示的产品。多宝格内部被设计为一个微缩的“双庭院”景观。用细木镶嵌技法分别构建了代表国窖1573酿酒底蕴的北方庭院（复现“1573国宝窖池群”）和致敬技艺源流的南方庭院（元代酿酒大师郭怀玉的浮雕）。
作为西部陆海新通道的重要组成部分，成都与泸州正在重塑沿线生活与产业格局，随着隆泸叙铁路正式建成通车，与成渝铁路、叙毕铁路无缝衔接，将与在建的黄桶至百色段贯通，形成南向出川直连北部湾的陆海联运大动脉，也是四川最近的出海大通道。
昔日的茶盐古道，正沿着西部陆海新通道，向着更远的山海延展，泸酒也将随着大通道的启航飘香四宇。
参考资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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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季静兰.清代“川盐济楚”下四川井盐发展研究[D].陕西师范大学,2012.
[7]（清）张澍.蜀典（卷六，成都古今记）[M].尊经书院.清光绪二年（1876）刻本.
[8]（清）徐松辑.宋会要辑稿[M].北京：中华书局，195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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